创新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企业转型升级的驱动器与加速器，“双循环”下的创新引领体系需要基于“底线开放思维+全面自主创新”全新创新战略实现创新引领，并基于新型举国体制引领、未来产业引领与世界一流企业引领的整合式创新三重引领路径迈向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陈劲；阳镇；尹西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科技创新战略》

回顾中国非均衡发展模式的实践经验，不难发现自主创新能力对地区经济加速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要加快现代科学研究的步伐；提高对非编码知识传递的重视；加大对科学创新和技术发展的关注；加强官、产、学、研之间的信息交流。同时依托科技社团，为增长极的发展建立创新基础，为创新极的建立奠定技术基础，优化我国创新体系信息沟通路径，规避知识产权制度弊端、突破制度障碍，下放知识产权立法与司法权，积极推动创新活动发展。

——李曦辉《科技社团促进创新极的培育与发展》

促进创新型产业政策的颁布能够通过“外部信心效应”和“内部信心效应”促进受支持企业研发投入增加；通过与受支持企业自身的营运性信心和社会性信心叠加，信心效应的影响分别出现U型与倒U型的差异；信心效应在促进创新型产业政策对受支持企业研发产出数量和实质性的影响中都发挥了作用。

——芮明杰；韩佳玲《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促进创新型产业政策“信心效应”的视角》

组织惯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组织惯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积极作用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动态能力实现，当组织惯性程度高、动态能力强时，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也会相应增加；制度环境在组织惯性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正向关系中起强化作用，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越好，组织惯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也就越强。

——刘力钢；李琦《组织惯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

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使得国外产业更加依赖中国供应链和产业链，更加依赖中国的巨大消费市场，从而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应从四个方面入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以此形成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立和完善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加快消费转型升级、重塑新型消费体系。

——黄群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深刻内涵、时代背景与形成建议》

经济结构重大失衡是阻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严重堵点，与过去长期坚持“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打通形成双循环新格局的堵点，基本思路在于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施在主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要求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双向融合，即发挥产业链集群的载体作用、创新链延伸的提质作用、资本市场的服务作用、人力资源的依托作用，推动产业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之间的有机协调。在中国语境下，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有机结合，推动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下的创新驱动型发展，可作为打通双循环中供给侧堵点的关键突破口。

——刘志彪；凌永辉《打通双循环中供给侧的堵点：战略思路和关键举措》

内循环重点要做好：1.以中性原则推进要素的市场化；2.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推进贸易自由化；3.改善营商环境，推进投资便利化；4.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升居民消费；5.发展“两新一重”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三化融合；6.通过重点发展都市圈和城市群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外循环，第一大重点是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切实落地，第二大重点是发展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同时，要巩固中国全球价值链中心节点位置，重点关注发展数字贸易，以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为主要抓手。

——余淼杰《“大变局”与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补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后，国内国际所产生的激烈变化而提出来的新的战略布局，是中国夯实国内经济发展、技术创新、摆脱霸权主义和技术封锁的路径选择。中国具备了大力发展国内市场支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强大物质资本、人力资源、工业体系和技术创新基础，庞大的国内生产消费能力、庞大而日益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是中国搞好“内循环”的底气。只有夯实“内循环”，方能真正搞好“外循环”，只有“双循环互补”，方能做大做强“内循环”。

——姚树洁；房景《“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机制研究》

未来应明确提高配置效率、促进有序流动、保障财产权益、激发市场活力等战略目标，把握构建“有效市场”、注重“公平效率”、坚持“循序渐进”、强调“永续利用”等战略导向，细化完善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匹配产业用地供需、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支撑发展农用地市场和落实配套机制等改革战略任务，并实施相关战略保障，以期切实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落实，实现所有土地都有主，所有土地都有价，所有土地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实现土地市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严金明；李储；夏方舟《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战略思考》

“十三五”时期产业扶贫取得五个方面的进展：产业扶贫推动了贫困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带动了中国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为贫困人口就业创业提供了平台；促进了贫困地区道路、农田水利等基础生产设施的改善；促进了扶贫企业自身发展；促进了贫困地区生态改善，使一些贫困地区实现了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十四五”时期产业扶贫应与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乡村治理相衔接，完善产业扶贫长效机制；构建促进城乡产业互动的利益联结机制，增强相对贫困人口参与分配的能力；产业扶贫将与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促进高质量发展区域间协同发展。

——李钢；李景《中国产业扶贫“十三五”进展与“十四五”展望》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是反映贫困程度的一组概念，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共存，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绝对贫困侧重生存所需，具有绝对性和客观性；相对贫困侧重机会缺失、权利剥夺，具有相对性、主观性、长期性和动态性。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战略经历“保生存—保生存与促发展—解决温饱—巩固温饱—全面小康”五个阶段。相对贫困状况日趋明显，未来贫困治理需要确定合适的相对贫困标准、实施针对低收入群体差异化的扶持政策、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扶贫体制、关注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发展，以缓解农村地区、城乡、区域之间的相对贫困状况。

——汪三贵；刘明月《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理论关系、战略转变与政策重点》

受城乡发展理念滞后、要素流动不畅、产业发展脱节、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因素制约，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水平不高。为此，要加强顶层设计与分类指导，建立健全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设工农互促全面融合的城乡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一体化进程，协同推进城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提升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水平。

——谢天成《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机理及对策》

在以往的研究中,虽然一大批文献指出关税战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适当非关税贸易壁垒对本国经济的必要性,但整体理论还是偏向于支持自由贸易的发展。从目前研究来看,绝大多数研究都对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事件对经济的影响持消极态度,虽然许多研究文献都具体预测和分析了这两个逆全球化事件所导致的经济后果，但是依旧没有构建出一个相对普遍适用的分析逆全球化的理论框架。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进行,以及英国“脱欧”效果的逐步显现,逆全球化浪潮将成为未来国际贸易领域不可避免的研究热点。

——余淼杰；蓝锦海《国际贸易视角下逆全球化研究》

以新基建“中国标准”引领“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建设，新基建元素融入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基建项目，新基建元素深度嫁接“一带一路”东道国基建项目，是新基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当前，中国“一带一路”新基建存在的问题和障碍主要有：受技术、人才、投融资、东道国政府管制等多重因素制约，海外新基建应用场景有限；国内外新基建的参与主体出现结构性失衡，海外新基建与国内新基建尚未形成协同发展态势；某些国家“掣肘”，对中国“一带一路”新基建构成威胁。强化新基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应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构建底层技术支撑体系、加强人才培养、健全融资支持体系。

——郭朝先；徐枫《新基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研究》

数字技术、数字贸易、数字金融、数字政务和数字安全在丰富经济业态、提升贸易福利、优化资本配置、促进跨国协作、增强信息防护等方面对全球经济治理会带来有利影响，但在拉大数字鸿沟、形成市场垄断、加重金融排斥、威胁政务安全、造成理念分歧等方面也会造成不利影响。与传统经济时代相比，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在治理议题、治理主体、治理目的和治理逻辑等方面并无本质改变，但在影响因素、国际格局、侧重领域和治理路径等方面与传统经济时代有所不同。各国应积极转变治理方法、扩大治理范围，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完善规则标准，倡导多方共建，以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不断完善。

——马述忠；郭继文《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影响解构、特征刻画与取向选择》

从国际经济发展大趋势看，全球开始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贸易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重点、焦点。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突出亮点，我国服务贸易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应加快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以高水平开放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以高水平开放推动多边、双边自由贸易进程，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迟福林《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